谥号，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有褒贬善恶的含义，类似于今天的鉴定，古有“盖棺论定”之说，大都体现在这个“谥”上，因此王公大人对此都非常重视。
宋仁宗皇四年（1052年），仁宗皇帝的老师夏竦去世，仁宗亲自赐谥“文正”，激起了朝野一片反对之声。按照谥法规定，贵族大臣死后定谥，由考功上行状，太常博士作谥议，有名实不符者，给事中得驳奏再议，最后由宰执同意，报呈皇帝批准。可见这是一件很正规很麻烦的事情。皇帝赐谥本来就不合礼法规定，况且又是赐谥“文正”
———“谥之至美，文正也！”当时的司马光随即奏道：“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从宋立国至夏竦去世的近百年中，只有宰相王旦、王曾和范仲淹三人得到过“文正”之谥，由此可见“文正”二字的分量，难怪臣民不服。最后仁宗皇帝实在没办法，谥夏竦“文庄”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
有意思的是，宋朝还有一位名垂青史、妇孺皆知的人物包拯，本来和“文正”毫无牵连，后人却把“文正”加封在他的身上。包拯，字希仁，因其脸黑，俗称“包黑子”，又因其当过龙图阁直学士，又称“包龙图”。
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死后得谥“孝肃”，深受百姓爱戴，包公的形象在戏剧舞台上久演不衰，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人物，才真正配得上“谥之至美”的“文正”。可当时朝廷并没有给他这样的封谥，怎么办？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办法。《七侠五义》第三回中写道：宁老先生……给包公起了个官名，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文”与“正”，岂不是“政”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这《三侠五义》通过小说的虚构巧妙地把“文正”加在了包大人的身上，于是包公在诸多称号中又名正言顺地多出了个“包文正”。
可见，作为盖棺论定的美谥，有的人想得而不可得，有的人不用自己争即可得到，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也就是歌中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
宋
李昉（925-996），字明远，北宋文学家，深州饶阳县五公村人。生于唐庄宗同光三年，卒于宋太宗至道二年，年七十二岁。以阴补斋郎，选授太子校书。汉乾佑中，举进士。仕汉、周归宋，三人入翰林。太宗朝拜平章事。端拱初，（公元988年）边警急，诏群臣各进策。昉引汉、唐故事，以屈己、修好、饵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性和厚，在位无赫赫称。好接宾客。居中书日，有求进用者，虽之其才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颜温语待之。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皇帝去南郊祭祀，跪拜时摔倒，几天后去世。赠司徒，谥文正。昉为文慕白居易浅近易晓。著有文集五十卷，（《宋史》本传）又奉敕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并行于世。
王旦（957—1017），北宋大名莘县（山东）人，字子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知平江县。荐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英华》。淳化二年（991），拜右正言、知制诰。累迁知理检院。真宗即位，除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咸平三年（1000），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四年，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除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天禧元年卒，年六十一。赠魏国公，谥文正。有文集二十卷，已佚。《宋史》卷二八二有传。
王曾（978-1038），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字孝先。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卒于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状元。王曾少年孤苦，善为文辞，曾咏梅花诗：“未须料理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又言：“平生志不在温饱。”咸平中（998—1003）取解试、省试、殿试皆第一，成为科举史上连中“三元”的状元。中状元后，王曾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不久，奉诏入京，召试学士院，为著作郎，值史馆。景德初（1004），知制诰，真宗大建玉清昭应宫，王曾力陈五害以劝谏，真宗命王曾判大理寺，迁翰林学士，知审刑院，对其甚为敬重。
王曾以右谏议大夫为参知政事后，因受宰相王钦若排挤，罢为尚书礼部侍郎，出知应天府，徙天雄军后，复参知政事。真宗贺崩，王曾辅佐十一岁的仁宗即位，坚持刘太后只能代理国政。当时王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王钦若病逝，王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后，刘太后借机将王曾贬知青州，以彰德军节度使复知天雄军。期间，百姓乐其政，画其像而生祠之。刘太后病故，仁宗亲政，任命王曾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1034），为枢密使。二年，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后因不容吕夷简专断，同被罢相，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一岁。赠侍中，谥文正。
曾端厚持重，眉目如画。在朝为官，进退有礼，平时寡言少笑。去世十余年后，仁宗亲篆其碑曰：“旌贤之碑”，又改其乡曰：“旌贤乡”，大臣赐碑篆，自王曾开始。王曾著有《王文正公笔录》。
蔡卞（1048-1117），字元度，兴化仙游人，蔡京弟。与京同登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调江阴主簿。元丰中，历同知谏院、侍御史。拜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给事中。哲宗立，迁礼部侍郎。使辽还，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徙江宁府，历扬、广、越、润、陈五州。绍圣四年（1097）。拜尚书左丞。徽宗即位，诏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连贬少府少监，分司池州。逾岁，起知大名府，徙扬州，擢知枢密院。与京不合，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旋拜昭庆军节度使。入为侍读，进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政和七年卒，年六十。《东都事略》卷一○一、《宋史》卷四七二有传。
郑居中（1051-1123），字达夫，北宋河南开封人，王珪之婿。进士及第，举进士后以贵妃之从兄弟相标榜，由是深得宠信，历任起居舍人、给事中、翰林学士等要职，并于大观元年(1107)至四年官拜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政和三年 (1113)至七年再拜知枢密院事，太宰，宣和二年(1120)至五年三拜领枢密院事；连封崇国公宿国公、燕国公。任内为迎合帝意与争夺权力先是串通刘正夫攻击张商英和刘逵，助蔡京复相；继而步张康国之后尘事事与京作对，一时为士论所望。暴卒。追封华原郡王，谥文正。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少年十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司马光（1019~1086），山西闻喜县涑水乡人， 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涑（s ù）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号迂叟，官至宰相，当政八月即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
宋仁宗（赵祯1023－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64-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68-1085）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蔡沈(1167--1230) ，字仲默，宋建阳人，世称九峰先生。绍定三年,蔡沈逝世,谥“文正”。 （此人得谥文正不知是本谥，还是元明两代追谥或加谥的，尚待考，也请知之者指点）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死后70年,南宋乾通6年,追赠太师,谥文正。
金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仕为辽相。归金，授枢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国公。年五十五卒，谥文正。天会七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濮国公。（生卒年待考）
张行简(?——1215)，莒州日照（今山东日照县）人，字敬甫。金世宗大正十九年（1179）己亥科状元。生年不详，卒于金宣宗贞佑三年。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公元一一七九年）中词赋科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端悫慎密。官至太子太傅。贞佑三年（1215），病逝于任上，朝廷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正。行简著有文集三十卷，《中州集》礼例纂一百二十卷，《金史本传》并传于世。
元
耶律楚材(1190-1244)，金与蒙古国官员。契丹族，字晋卿，号湛然居士，蒙古名吾图撒合里(意为长髯人)。契丹皇室后裔。耶律楚材（1190—1244），蒙古汗国大臣。字晋卿，号玉泉，法号湛然居士。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
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了。初仕金，为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他早已对腐朽的金王朝失去信心。面对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他决定以自己的才华辅助成吉思汗，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二十一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窝阔台汗三年（1231），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多才多艺，是一个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卓越修养和多种贡献的人。他是我国提出经度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历》。他酷爱诗歌，写过不少诗作，现存于世的有《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公元1244年5月14日，悲愤而死。“砥柱中流断，藏舟半夜移”，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哭了，如同丧失了自己的亲人。汉族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凭吊这位功勋卓著的契丹政治家，他们的良师益友。蒙古国数日内不闻乐声。正如其同时代人暮之谦在《中书耶律公挽词》中所言：
忽报台星折，仍结薤露新，斯民感天极，洒泪叫苍旻。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遵耶律楚材的遗愿，将他的遗骸移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瓮山，即今北京颐和园的万寿山。卒后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
耶律有尚 字伯强，辽东丹王十世孙。卒年八十六，赐谥文正。（待考）
窦默（1195-1280），元初名医、名臣、名儒，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初名杰，字子声，又字汉卿，广平府肥乡县城西村人。金末，避乱河南，从名医李浩学铜人针法；又南走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位随州市东南)，习读宋人理学著作。元兵陷德安，杨惟忠招集儒释道之义。他应召北归至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位广平县东南)，与姚枢、许衡等讲求理学。后又返回肥乡，教授生徒以经术之学。元世祖忽必烈为藩王时，曾召见问治国之道，使其皇子皆从之学。即位后，被元世祖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卒后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故后人多称其“窦太师”和“窦文贞 (正)公”。
许衡(1209-1281)，元怀孟河内人,字仲平,号鲁斋。出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宋宁宗嘉定二年、元太祖四年）四月初三，为农历己巳年己巳月丙寅日、公元1209年5月8日，卒于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初三，为农历辛巳年壬辰月戊戌日、公元 1281年3月23日，葬于至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为农历辛巳年癸巳月乙酉日、公元1281年5月9日。祖籍怀州河内李封（今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人，及死后，世祖加赠司徒，封魏国公，谥文正。他是中国十三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1）。
据《元史》、《许文正公遗书》、《许文正公世家谱》、《元朝名臣事略》、《元文类》、《蒙兀儿史记》以及《辞源》、《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等史料记载，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博览群书并立志学以致用；成年后，“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2），与姚枢、窦默等讲程朱理学，“慨然以道为己任”（3）；元世祖忽必烈为亲王时任京兆提学，于关中大兴学校；世祖即位后，任中书省议事、中书左丞，与刘秉中等“立朝仪”（4）“定官制”（5），筹划立国规模，上书言立国“必行汉法”（6）； “犯颜谏诤，刚毅不屈”（6），有元代的“魏徵”之称；创建并主持元初国学，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培育人才，善教，众多弟子如姚燧、耶律有尚等皆学有成就；对汉蒙文化交流，程朱理学传播和朱陆合流有较大影响；教领太史院事，与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改定历法，“撰《授时历经》”（8），“新制仪象圭表”（9）等；道德情操高尚，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10）？不食道旁无主之梨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治家严谨，教子有方，其子孙皆学有所成，第四子许师敬先后三居相位，为元仁宗推行科举制度和使天灾频生的泰定时期呈现治平的盛世，卓有政绩。许衡著有《鲁斋集》、《鲁斋心法》、《授时历经》、《读易私言》等，经后世多次修订编辑再版并易名为《鲁斋遗书》、《鲁斋全书》，《许文正公遗书》等并收入《四库全书》。许衡在思想、教育、历法、哲学、政治、文学、医学、历史、经济、数学、民俗等方面皆有颇深的造诣和卓越的建树，是我国元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儒和学术大师，“儒学君子”位居相位者，许衡为古今唯一的一人。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卒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元代政治家、作家。初名侃。字仲晦。原籍瑞州(今江西高安）。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曲。他的诗流露出三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如《寓桓州》、《痴坐》、《谩成》。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对镜》、《秋感》。三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时，感到进退两难，如《蜀先主孔明》、《留燕》。《元史》称他的诗作，萧散闲淡，和他的人品、风度一样。刘秉忠的词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说：“一曲竹枝歌罢，满襟怀冰雪。”刘秉忠敬仰元好问,他有《读遗山诗》10首,其中有两句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竟不在新奇。”其实这也是他的创作追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但同时也带来平淡而缺乏诗味的缺点，他的有些诗作还给人以诗句粗厉之感。元中叶时虞集和苏天爵等人批评中统、至元年间诗歌有粗疏笨厉之病，当是针对包括刘秉忠在内的一些作家而言的。刘秉忠的词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这也是元代早期词作存在的普遍性弱点之一。刘秉忠著有诗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较好的有〔南吕〕《乾荷叶》和〔双调〕《蟾宫曲》。《蟾宫曲》是吊古伤今之作。《乾荷叶》保留着初期散曲的民歌风味：“乾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专门著录元代曲家的钟嗣成《录鬼簿》把刘秉忠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可见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字仲晦，初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邢州在1220年即归蒙古政权统治，刘侃十七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1242年，他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被推荐入藩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子聪博学多能，善於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时年二十七岁。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建立制度。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他的主张对於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3年，从忽必烈出征云南。1259年，又从征鄂州(今湖北武昌)。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子聪制定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建元中统等。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六年，订立朝仪。至元八年，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也出於刘秉忠的建议。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将营帐移到金莲川，并在1256年命他在当地建立一座新城。1258年，新城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称帝后改为上都。至元三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同年八月，刘秉忠去世。
刘秉忠长於诗词，沉郁豪迈，在元代文学中别具一格。其作品有《藏春集》六卷传世。
廉希宪（1231—1280），元代政治家，维吾尔族。其祖上均为高昌世臣。成吉思汗兴兵崛起时，父布鲁海牙投附蒙古。后于燕京（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任职，接触到中原文化。他出生时，正值其父拜燕南诸路廉访使，遂以官为姓，子孙皆姓廉。
廉希宪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人称“廉孟子”。19岁时入侍忽必烈王府，因其“笃好经史，手不释卷”的勤学精神，深得忽必烈赏识。后从征到云南等地。宪宗四年（1254），任京兆（今陕西西安）宣抚使，政绩显著。九年（1259），随忽必烈攻宋鄂州，运筹帷幄，参谋军机。宪宗死后，廉希宪秘密进言：“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力促忽必烈迅速北返，在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并最终夺得帝位。此间，他再次出镇关中，任京兆、四川道宣抚使，重用良将，力挫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平定关陇，旋即升任平章政事。中统三年（1262），又进拜中书平章政事。
在拥戴忽必烈和平定关陇的过程，不仅显示了廉希宪的军事才能，而且表明他是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善于审时度势，临事镇定，处理问题果断的政治家。
此后，廉希宪以中书右丞和中书平章政事先后在中央和京兆、山东、北京、江陵等地任职，为忽必烈封建王朝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主要政绩有：直言讽谏、整饬朝纲、革新政治；废除州县长官世袭，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台察，建立各级监察机构；除暴安民，打击不法地方势力；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廉希宪在上都病故。大德八年（1304），追封魏国公，谥文正。加封恒阳王。
在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廉希宪官至从一品中书平章政事，其位仅次于中书令和左、右丞相。但他虽身居高官显位，手握大权，却能以“大丈夫见义勇为，祸福不足以动摇”自戒，较少考虑个人的进退荣辱。他一生清贫廉洁，为政刚直不阿，曾因面忤世祖被罢官。他的一生，虽然未能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能，未能完全实现其政治理想，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深察民间疾苦，并致力于除暴安良，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和赞扬。
何玮（？-1310），易州易县人。至大元年，迁太子詹事，兼卫率使。三年，改河南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卒。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
吴澄(1249-1333)，元代理学家。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人又称草庐先生。幼聪敏好学，曾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与其族子程巨夫为同学。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应乡贡中选；次年，就试礼部，落第。授徒于乡里，作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入元后，避兵乱隐居乐安布水谷，从事著述﹐至元二十年(1283)还居草庐。二十三年，程巨夫奉诏到江南搜罗人才，从之至大都，不久即辞归。元贞年间﹐讲学于龙兴(今江西南昌)，为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所赏识，荐于朝。大德五年 (1301)，授应奉翰林文字，次年至京，而该职已改授他人，遂南还。八年，被任为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迁延不赴，后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授国子监丞；四年，升司业。当时国子监学官只知踵袭许衡成法，教学止于朱熹《小学》、《四书集注》诸书，年年如此，毫无进步。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了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此遭到议论。又因不同意实行大学积分法，与同事意见不合。皇庆元年 (1312)，辞职还家。次年，集贤院奏请召为国子祭酒，反对者指责他为陆学，不合许衡尊信朱子之义，不可为国子师，于是作罢。延佑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中途因病不行。至治三年(1323)，超拜翰林学士，复遣近臣至其家征召，乃入京。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二年，《实录》成，辞官南归。晚年仍致力于著述、讲学，南北士人来从学者甚多。元统元年(1333)，卒于家，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吴澄为学虽由朱熹《四书集注》入门，又得到朱学人物的指授，自称其学为朱子之学。但他不偏执于一家，对陆九渊的“本心”学说尤为赞赏，认为是出于孟子，并谓“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他极力调和朱、陆两家学说，称“二师之为教一也”，反对持门户之见。著述丰富，尤精研诸经，校定过《易》《书》《诗》《春秋》《礼记》《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八阵图》及郭璞的《葬书》。着有《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三礼考注》等，在元代理学中具有崇高地位，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有《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传世。
王寿（1250？-1310），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卒年六十，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蓟国公，谥文正。
明
方孝孺(1357～1402) ，明代散文家。字希直，又字希古。明建文帝之忠臣，宁海(今属浙江)人。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工文章，名书室曰正学，官侍讲学士，因拒燕王草即帝位诏之命而被杀，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于是被杀，宗族亲友株连者数百人。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诗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李东阳(1447～1516) ，明代诗人书法家。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本人长期生活在北京。幼习书法， 4岁能写径尺大字，代宗曾召试，喜而抱至膝上，赐果钞。英宗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后任侍讲学士、东宫讲官。孝宗时任太常少卿，上书议时政得失，多有匡正，擢升礼部右待郎，入内阁专典诰□，阁中疏草多出其手。弘治八年(1495)，直文渊阁参预机务，累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朝廷重臣。武宗立，太监刘瑾专权，老臣、忠直官员放逐殆尽，屡遭迫害，独李东阳依附周旋，委蛇避祸，颇为当世气节之士所不满和非议，但他未曾助纣为虐，反 "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明史·李东阳传》），遭刘瑾迫害的官员,东阳皆委曲匡持,或明或暗地尽力保护和营救。后刘瑾诛，李东阳上书责己 "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帝慰留之。赠太师。死后谥文正。
明永乐、成化间，文坛流行"台阁体"，内容贫弱冗赘，形式典雅工丽，文运极衰。至弘治中期，前七子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文学运动取代了"台阁体"。李东阳上承台阁体,下启前后七子,在成化、弘治年间，以朝廷大臣地位主持诗坛，奖励后进，颇具声望及影响，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其散文追求典雅流丽，主张师法先秦古文，未脱台阁体风；其诗则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又写拟古乐府诗百首，已开前后七子创作趋向之先河，对前后七子有明显影响。
李东阳的诗作以拟古乐府较著名，咏怀史实、抒己感慨,或指斥暴君虐政,或同情人民疾苦。如《筑城怨》，极写秦始皇时事:"筑城苦,筑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长号一声天为怒,长城忽崩复为土。"又如《三字狱》,指斥秦桧以"莫须有"三字害岳飞： "三字狱,天不服,服不服,杀武穆。□臣败国不畏天,区区物论真无权！"它如《易水行》、《淮阴叹》、《明妃怨》、《五丈原》、《马嵬曲》、《金字牌》等，笔涉秦始皇、荆轲、韩信、王昭君、诸葛亮、杨贵妃、岳飞等众多古人古事，所论皆较中肯深刻而正气凛然。乐府诗外，多为应酬题赠之作，无可取。其余五七言诗尚有佳作，如《春至》，忧国悯民，深叹"东邻不衣褐，西舍无炊烟。农家望春麦，麦种不在田。流离遍郊野,骨肉不成怜",致使自己"对食不能餐"。又如《寄彭民望》、《风雨叹》等，感时伤世，道己深情。他的诗亦长于写景抒情，能于平淡词语中出清新意境。如《北原牧唱》："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儿唱歌牛载归。儿家在原牛在坂，歌声渐低人更远。山苍茫，水清浅。"又如《夜窗听雨》写夜雨静谧与听雨遐想，读来如身临其境。李东阳散文包括赋、序、记、论、传、杂著、题跋、状疏等，其中以记、传、杂著较佳。如《游西山记》、《听雨亭记》、《记女医》等，或写建筑，历历在目；或写雨景，描绘入微；或写不学无术、骗取钱财之"女医"，剖析至深。其文流畅典雅，说理有力，师先秦古文之意可见。又有《怀麓堂诗话》一卷，论诗多附合严羽，较偏重音调、用字、结构而较少涉及内容，对剽窃模拟之作，极以为非。
李东阳为官50年，史称其"坐拥图书消暇日"，故著作颇多。曾于孝宗时奉旨任总裁官,撰《明会典》180卷，史料丰富。又著《新旧唐书杂论》 1卷，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前人评其多为影射或借以自明心迹之处。清康熙时茶陵州学正廖方达集李东阳诗文，成《怀麓堂集》,今存，刊为100卷，计诗 30卷、文60卷、杂著10卷。集前有李东阳"自序"，是李为拟古乐府所作，廖方达移此为全集序。
谢迁（1449-1531），字子乔,浙江余姚人。明成化11年（1475），谢迁应试，得中状元，授修撰职。明孝宗时，以少詹事入内阁，参预机务，随即加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辅政时天下皆称之为贤相。武宗嗣位，加少傅，后以年老而辞归。卒谥文正，着有《归田稿》。
刘理顺（1581？-1644），字复礼，杞县人。万历中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崇祯七年始中式。及廷对，帝亲擢第一，还宫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硕矣。”拜修撰。益勤学，非其人不与交。卒后赠詹事，年六十三，谥文正。清朝赐谥文烈。
倪元璐(1593～1644) ，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李自成攻陷京城时,自缢而亡,谥文正,清代时追谥文贞。书、画俱工，尝喜口写文石，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之致。所画山水，山皆崚嶒兀屼，林木则苍莽葱郁，皴法喜用大、小斧劈，总不屑描头画角，以取媚于人。王香泉（景曾）云：“吾生平颇爱天池（徐渭）书法，脱尽俗麈，及置诸倪公行草之旁，便如小巫无坐立处。”陶元藻谓：“倪、徐二家画亦然。盖倪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徐以萧疎古淡见风神。廊庙山林，原不容并列，况倪有忠义之气，流露毫端，去人自远。”卒年五十二。着诗文集。
清
汤斌（1627～1687），中国清代初年理学名臣。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任国史院检讨、潼关道副使 、江西岭北道参政 。十六年乞假归养。康熙五年（1666），从学于明清之际的著名理学家孙奇逢，成为当时程朱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把朱学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倡导者。十七年，康熙帝为了更有效地笼络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决定举办博学鸿词科。次年，汤斌应试取中，授翰林院侍讲 ，参修明史 ； 主持过浙江乡试。二十一年充明史总裁。二十三年升任内阁学士 兼礼部 侍郎 。这年 ，江苏巡抚出缺，康熙帝因汤斌有操守 ，派他就任 。汤斌上任后，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蠲免苛赋，建立义仓社学，宣传儒家经典，毁弃五通神淫祠等 ，从而受到康 熙 帝的宠任而被尊为“ 理学名臣”。二十五年再充明史总裁。次年改任工部尚书。十月病死。他在朝以敢于争议出名。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谥文正。所著有《汤子遗书》（一作《汤文正公全集》）传世。
刘统勋(1698-1773)，字延清，另字尔钝，清内阁学士，刑部尚书，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
他1724年(清雍正二年)中进士，入仕途。1729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1736年升内阁学士，署刑部右侍郎。次年，任刑部左侍郎。1741年9月，被提拔为右都御史。
1746年3月署漕运总督，9月还京。1747年充顺天府乡试正考官。1748年3月，受命同大学士高斌查办山东赈务。5月，先后至济南府德州哨马营、东昌府及聊城县运河东岸、泰安府东平县戴村坝以及沂河西岸江枫口，改坝浚河，成绩卓著。 1749年12月，迁工部尚书，继而兼翰林院学士，又迁刑部尚书。1752年以查验通仓短少米石不实被免职留用。
1753年9月，铜山一带黄河决口，他奏陈疏防之策，绘图以进。朝廷据图令其随地规划堵御。黄河复归故道，朝廷嘉其绩，令与策楞、舒赫德一并叙升。他十视河坝，两修海塘，前后奏章数十起，皆中机宜，剔除积弊，利于民生。河南百姓为之立祠于黄河南岸。
1754年，朝廷加刘统勋为太子太傅。协办陕甘总督事务，赐孔雀翎。朝廷命他巡视巴里坤、哈密驻兵，正遇睦尔撒纳(回部首领)兵扰伊犁；定西将军永常自木累退师巴里坤。他据此上奏，请弃巴里坤，退守哈密。朝廷震怒，即行革职押解回京。其子亦被拿交刑部，家资充作军用。未几，从宽免罪，命他以司员办理军需，效力赎罪，1756年补授刑部尚书，发还本籍家产。
1757年5月，云南巡抚郭一裕怂恿总督恒文购金制鑢，他受命前往审查。得实后，皇帝赐恒文自尽，令将一裕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2月晋太子太保。翌年正月，迁吏部尚书。 1759年2月，西安将军都赉克扣军饷，由他往查，按律被斩。又与巡抚塔水宁会审山西归化将军保德、同知世图侵吞公款案。奏议如实，保德受斩。
1761年，他受任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继又兼管兵部事务。1763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任尚书房总师傅。1765年，兼管刑部事务，充国史馆总裁。
1768年12月，他70岁，乾隆帝赐御书赞元介景匾额。1773年任四库全书总裁。11月卒，年75岁。有子墉、孙镮之。著有《文正公诗集》。
家原有田数十亩，茅舍一处，服官50年，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异常，当日亲临祭奠，晋赠太傅衔，赐祭葬，入祀贤良祠，谥文正。柩归故里前，诏令沿途20里以内的文武官员，均至灵前吊祭。
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厓，直隶大兴人。乾隆年进士，授仁宗学，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逝世,嘉庆帝亲往府上吊唁,由于朱家大门低矮,御车不能入,嘉庆帝便步入,并哭之深哀,给帑银二千五百两治丧，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予谥“文正”。上亲临奠三爵。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生，号怿嘉，尚书文埴子。道光十五年卒，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杜受田(1788～1852),清朝大臣。字芝农，山东滨州(今滨县)人。道光进士，授编修。历任内阁学士，咸丰帝师，连擢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咸丰即位后，深得信任，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礼部尚书。向荣屡遭弹劾，他保全向荣，后荣为钦差大臣，率部围困天京。二年(1852)，黄河决口，奉使赴山东等地赈灾，修治黄河。在途中染病卒，谥文正。他为官勤谨，曾直上书房17年，朝夕辅导，未尝一日离。
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反革命武装不堪一击，完全丧失了抗拒革命大军的能力。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853年1月，清廷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团练。曾国藩顾不得守制三年的大礼，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了他一生反对太平天国的事业。他知道，如果按照历来办团练的老办法，是对付不了大规模有坚强组织的农民力量的，因此他建议重新建立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 -湘军。湘军的主要特点：一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团结军队内部的纽带。湘军的官兵，大抵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等关系挑选募集。各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二是湘军的将领，大多选自受过孔孟之道熏陶，在科举道路上失意，一心想借军功猎取功名富贵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平日以程朱理学相标榜，把保卫封建统治秩序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三是湘军以“卫道”为名，实际上却是一伙杀人放火的强盗。在长沙团练的时候，曾国藩因杀人很多，就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1854年初，湘军组成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七千多人，同年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诬称太平天国为“粤匪”，说他出来镇压革命，不仅是为了保卫清王朝，而且是为了保卫整个的旧传统。他号召一切“读书识字者”要为维护以孔孟为代表的名教而战。
曾国藩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854年他率领湘军在湖南、湖北对太平军进行疯狂的反扑。12月，湘军进围九江，形势对太平天国十分不利，曾国藩得意忘形地叫嚷：“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等率军西援，在湖口、九江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1855年2日11日，太平军放火焚毁停泊在江面的湘军大船百余艘，夺得曾国藩座船，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自杀，被喽罗救起，仓促逃入南昌，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使他“呼救无人”，“梦魂屡惊”。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变乱，湘军乘机卷土重来，12月攻下武汉，接着李续宾率领湘军主力投入江西战场，陷九江，进逼太平军重要军事据点三河镇。显然，曾国藩意图是先拿下武汉、九江，然后以湖北、江西为后方，同太平军争夺安徽，特别着重争夺安庆。他认为只要占领安庆，就可以沿江东下，直取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1858年11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三河发起对湘军垢猛攻，三路大军包围了李续宾的大营，湘军大败，李续宾以下文武头目四百余人全部被歼。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三河之挫，敝邑阵亡达六千人，士气大伤！”
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三河遭到惨败，但力量并未溃灭，他仍然坚持夺取安庆进取天京的战略。 1860年曾国藩亲率湘军八万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这时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东征苏、常，咸丰帝气急败坏，要曾国藩赶快发兵救援，但是他拒绝应命，说： “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分兵两路，突入敌人后方，攻取武汉。这一行动，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片惊慌，有人主张撤安庆之围，回师救援湖北，可是曾国藩不为所动，仍坚持原议，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果然，太平军西取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曾国藩孤注一掷，如愿以偿。经过五个月的争夺，1861年9月5日，安庆终于落入湘军手中。
1860年10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机逐步成熟。
还在1860年6月，由于江南大营的溃败，对湘军一贯怀有猜忌的咸丰帝，不得不谕令当时唯一能和太平军较量的汉族地主实力派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并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事务。慈禧、奕訢上台后，又于1861年底命曾国藩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悉归节制。这样，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并逐步取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和支持。
1862年春，清政府宣布对东南地方官“借助”外国侵略军进剿太平军，“不为遥制”,曾国藩也认为帝国主义“有德于我”，“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他决心向外国侵略者献媚取怜，与他们携起手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初，他保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带兵入浙，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率淮军去上海，让他们放手与侵略军合作，协同夹击太平军；曾国藩自己则坐镇安庆，派他的胞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由皖北东下，进逼天京。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的过程中，曾国藩等开始向外国大量订购船炮，请外国人训练军队，筹办新式军火工业。1861年他在安庆设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此后，许多省份也相继建立了军火工业。这些工业，对于屠杀中国人民，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1864年春，太平天国在江浙基地大部分丧失，同时，天京各城门也被湘军合围。7月19日，天京陷落，“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湘军中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置备一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曾国藩听说后眉飞色舞，以为理所当然，还嫌自己抢得不够。由于残杀人民有功，曾国藩的湘军在十几年中，有大量人员被保举升官到三品以上，其中提督总兵也为数不少。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声势大振，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胜利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原来，1870年6月21 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不满法国天主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怒斥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行凶，他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又向他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激起群众更大的义愤，群众当场殴毙丰大业，放火烧毁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天天津后，按照他向来媚外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先后有二十名中国人，无辜惨遭杀戮，二十五人充军（天津地方官也被革职充军）。曾国藩的卖国行径，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他自己则在人人皆曰可杀的责骂声中可耻地死去。
李鸿藻（1820—1897年），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特诏授大阿哥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擢侍讲。因李是同治皇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一八六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并策动清流派弹劾洋务派李鸿章。是清政府中钳制洋务派的守旧人物之一。
一八九四年日本挑衅于朝鲜，清廷命李鸿藻商办军务，授军机大臣。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他在军机大臣中和翁同龢的主张一致，支持光绪皇帝主战，反对西太后、孙毓汶、李鸿章等人的妥协退让。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割让澎湖、台湾、辽东半岛等大片土地与日本。这一屈辱卖国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以及御史台谏、领兵将领纷纷上疏，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许多人主张迁都再战，斥责主和非计。
军机大臣中孙毓汶主张早日批准条约。李鸿藻与翁同龢主张暂缓批准。但由于国内外的压力，卒不能阻。此后，迁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充乡试、会试、殿试等阅卷大臣。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以病乞假，旋卒，年七十八岁。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李鸿藻虽为军机大臣，但持躬俭约。“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引多端士。”与李鸿章等引用私人，扩大派系势力不同。
孙家鼐(1827-1909),清末大臣。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清安徽寿州(今寿县) 人。咸丰状元。1864年提督湖北学政，后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1876年，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帝师。主张阅报去皇帝壅蔽，然要严禁“渎乱宸聪”。建议酌置散卿，广集人才，以资议政。甲午战起，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1896年主持官书局。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建议增设中心学堂、速成学校及医学校。戊戌维新时，向光绪帝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但又奏称康有为“学术不端”。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 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谥文正。
孙家鼐（字系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 日。官吏。安徽寿州人。1851年中举人，八年后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8年，孙家鼐提督湖北学政，任满之后，奉旨入值上书房授读。十年后，授德宗皇帝读。直至1887年，他和资历较深的同僚翁同龢一起教授年轻的皇帝。在此期间，历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以及吏部侍郎等职。 1890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年后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1894年，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从而与主战派翁同龢对立。这两位师傅对德宗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众多的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1895年战争结束，皇帝开始通过教育试行改革。1896年命孙家鼐筹建政府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印刷厂以及一所学堂。1896年中，按照李端棻的建议，皇帝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堂，委派孙家鼐筹建，并兼任管学大臣。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历时两年未能开学。在此期间，孙家鼐任礼部尚书，旋迁吏部尚书。1898年，兼任内办大学士，并受命加速开办大学堂。在1898年6月至9 月的“百日维新”时期（见谭嗣同条），设立大学堂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8月9日，“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为北京大学，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孙家鼐卒于1909年，即资政院成立的前一年。身后溢“文正”，入贤良词。孙家鼐生平简约谨慎，在激进派和保守势力之间，常取中间立场。他和翁同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位大臣，然而翁同龢的名气大于孙家鼐。孙家鼐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是，他上疏反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这或许能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后孙家鼐何以能在朝中继续留任。
据说孙家鼐一直是王阳明哲学的信奉者。他的著作绝大部分毁于义和团起义，只有少量奏稿传世。孙家鼐临逝世时的奏折，1909年下半年影印出版。题名《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
台湾郑氏朝廷
陈永华（?—1680）,台湾教育的倡导者，字复甫，福建同安人。其父陈鼎，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甲申之变后回乡躬耕，永历二年（1648），郑成功攻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清军攻陷同安，陈鼎在明伦堂自缢。当时陈永华十五六岁，已补为博士弟子员。清军人城后，陈永华出逃。此时下决心弃儒生业，以究心天下事为己任；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图谋恢复明朝江山，于是延揽天下士子。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陈永华，郑成功与他谈论时事，终日不倦，并且高兴地说：“复甫，你是当今的卧龙先生”。不久授予参军，并以宾礼相待。
陈永华为人沉稳静穆，不善于言谈。但如果议论时局形势，却慷慨雄谈，悉中肯要。遇事果断有见识力，定计决疑，了如指掌，不为其他人所动。与人交往，诚字为先。平时布衣蔬饭，随意淡如。
永历十二年（1658），郑成功与诸将讨论北征之事，很多人都认为不行，只有陈永华力排众议，认为可行。郑成功很高兴，于是派他留守厦门，并辅佐世子郑经。郑成功对郑经说：“陈先生是当今名士，我留下他辅佐你，你应当以老师之礼待他。” 1662年，郑成功攻克台湾，授予咨议参军。1662年5月，郑成功病死台湾，其子郑经继位。陈永华勇于任事，知无不为，谋无不尽。所以，郑经很是倚重他，军国大事必询问他。永历十八年（1664），金门、厦门丢失，陈永华随郑经回到台湾。第二年，晋升勇卫，并加监军御史之职。陈永华亲自考察台湾南北各社，弄清开垦情况，回来后颁布屯田制度，进行屯田垦殖。土地刚开垦时就一年三熟，不仅戍守之兵，而且当地居民都可以丰衣足食。在农闲时候又进行军事操练，所以人人都有勇知方，先公而后私。
郑经刚到台湾时，一切初建，制度简陋，陈永华就一一助他建立起来。先是筑围墙栅栏，建起衙署办公；然后教工匠烧瓦技术，砍伐树木建起房屋，以作为民居。并将都城中部分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个区，区设首领，管理事务。都城周围设34里，里分几个社，社设置乡长。在社中，十户为一牌，设一牌首；十牌为一甲，设一甲首；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管理户籍之事。在一切健全后，陈永华劝农桑，禁淫赌，诘盗贼，于是地无游民，田野渐拓。他还教人们在高地种植甘蔗，用来榨糖，然后贩卖到国外，每年能赚几十万银两。教人们在沿海晒盐，不但充实了府库，还资助了百姓。当时，福建、广东的很多人都蜂拥而至，每年达好几万人。郑成功以严治理，而陈永华以宽持之，不久台湾就繁盛起来。
永历十九年（1665），台湾各项制度都已制定，并初见成效，陈永华就奏请郑经发展文教事业。他认为，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民风纯朴，若能举贤才以助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养生聚，便能赶上中原地方。应当择地建立孔庙、设学校，以收入材。但刚开始郑经并不接纳他的建议，并以孤悬海外，地狭民寡而作为缓行的理由。陈永华耐心地向他解释发展教育的重要性，陈说：“昔日成汤以百里之土地就可称王，周文王以七十里地而兴起，这难道与地方狭阔有关系吗?这实在是因为这些国君求贤若渴，因人材的相助才成就了事业。现在台湾沃野数千里，悬居海外，而且民风日醇，如果国君能够广收入材以助，那么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只要三十年真的就可以与中原相比，你何愁还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呢?现在我们已经丰衣足食，剩下来的当是教养。如果人民只是安逸地生活而不受教育，与禽兽又有何异?所以必须择地建立圣庙，设立学校，以收入材。国有贤士，邦本自固，那么它的国运就会越来越繁荣昌盛。”郑经听了此番话便接受了陈永华的建议，在宁南择地建学校。
学校建成后，郑经率文武百官行施大礼。不久，又建学院，以叶亨为国子监助教，并聘请内陆名儒以教秀士。不仅如此，陈永华还在各社设立小学，聘请老师教课。规定台湾儿童8岁入小学，主要学习经、史、文章。并在天兴、万年两个州举行考试，三年两试。参加州考有名的送到府学，参加府试有名的送到学院，参加学院考试取中的话，就可以进入太学学习，但仍然月月参加考试。三年一考，考中的可以补任六官内都事。陈永华当时即任学院助教。在陈永华的大力倡导下，台湾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当时陈永华所倡立的教育还是有一整套自上而下较完整的体系的。学校有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学院相当于高等教育，府学、州学相当于中等教育，社学相当于初等教育，而且各社都必须设小学，并且鼓励原住民儿童入社学学习。这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台湾人材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当时，尽管科举制度在大陆已成为一种束缚人材培养和选用的制度，但在文教事业初兴的台湾，科举制度的推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陈永华可以说在台湾教育的初兴和发展方面，其功不可没。
1674年，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这时三藩叛乱，受耿精忠约，郑经率师伐清。郑经子郑克监国，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郑克总管台湾政务，遂遭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1680年3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清翰林学士李光地听说陈永华病逝，向皇帝上疏祝贺说：“台湾长久以来没有被收复，主要是由于陈永华经营有方。今上天讨厌战乱，让他殒命，从此台湾的收复将指日可待。”由此可见陈永华在台湾的重要地位。果不其然，没过三年，台湾即被清政府收复。台湾归属清朝后，陈永华被移葬福建同安，回到家乡。